大唐开元二年(714年),海内安宁。但这一年却标志着中国一个重大的转移,中国的对外交通正在由陆地逐渐转向海洋。
安南市舶使周庆立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关官员。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》中记载,就是因为他和波斯人“广造奇巧,将以进内”。换言之,周庆立搜罗各种海外珍奇,想献给皇帝唐玄宗博取其欢心,以至于这种蛊惑皇帝的行为引起正直大臣的不满。可是就在他之后,一个繁荣的海外贸易体系已渐渐成形。
陆路的丝绸之路自张骞开辟以后,在两汉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,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,中国处在严重的内乱状态。而此时的西方,罗马帝国也分裂了,波斯也衰落了,丝绸之路处在比较箫条的时期。唐朝重新经营西域使丝绸之路再次达到繁盛,不仅对整个新疆直接统治,而且直到波斯的东境,设立了16个都督府。安史之乱以后,公元790左右唐朝统治疆域从新疆退出,丝绸之路就走向衰落。到了唐末和五代时候,陆路丝绸之路就被海上丝绸之路取代,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海上贸易在唐朝被称为“市舶”,盛唐时的渔船,其桅、帆、篙俱全,但船体并不大。
公元763年,唐朝正式在广州设立市舶提举司,掌征收外贸商税、检查来往船只、收购专卖品。之所以设在广州,原因很简单:自秦汉以来的数百年里,广州一直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,正如长安和洛阳是陆路丝绸之路的终点。
市舶提举司在763年的正式设立标志着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,也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网络已成长到不容忽视的程度。唐代广州的海路贸易,分东西两道,东道通往日本、渤海、流求等地,但最重要的则是向西南到东南亚、印度、师子国(今斯里兰卡)、波斯、阿拉伯帝国的商路,尤其是穆斯林商人。
795—801年,王锷任岭南节度史时,广州参与海外贸易的程度愈益加深。《旧唐书·王锷传》记载:“日发十余艇”,且“周以岁时,循环不绝”。
当时经“广州通海夷道”进行对外贸易国家据说不下一百个。柳宗元在《岭南节度飨军堂记》曾记载:抵达广州的商人“由流求诃陵,西抵大厦(夏)、康居,环水而国以百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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